你是我的一杯茶

    “今天在报纸上看完这篇帖子，心里压抑的很，像看完《这个杀手不太冷》后的心情，这样的经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，这样的一份爱情也很特别， 不知道算不算的上纯粹的爱情，只感觉在被掩藏的人性背后还有一丝隐约的温情……”

    在每一段新恋情的某个时候，你的女朋友会希望和你分享一个秘密，通常，它和性有关，比如她曾经有过多少个男朋友（数量往往会被大打折扣），类似的事情。通常，这个秘密会改变这段恋情的性质；诚实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但是，假如你的女朋友有着更黑暗、更危险的秘密，远比放荡轻浮更为严重呢？我坐在酒店的床上，点燃一支香烟，听着刚和我做爱的女孩告诉我一个会让任何人震撼的秘密。这是一家廉价酒店，位于哥伦比亚混乱的毒品产区。到处充满战火的硝烟。

　　我到哥伦比亚已经几个月，目的是来此学习做一名摄影记者。不是通过去大学上一些枯燥的理论课程，或者坐在舒适的摄影棚里拍摄静物，而是直接深入最前线。在这个国家历史上，和平时期非常罕见。过去40多年里，一个受左翼思想启发的游击队FARC（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）一直在和政府打仗，通过绑架勒索、征收非法可卡因贸易税等方式筹集资金，扩充力量。富有的地主和毒枭频繁被FARC绑架。后来，地主们也培养出一些右派敢死队，统称AUC（哥伦比亚联合自卫队）。这些保卫地主的私人军队或准军事组织（当地人称para）得到政府高层和军队的支持。政府暗中煽动他们和FARC游击队进行肮脏战争。这场三角战争让哥伦比亚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。过去40年，超过20万人在战火中丧命，超过3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。两周前，哥伦比亚政府军跨过边境，到厄瓜多尔境内绞杀FARC游击队，引起两国外交危机。把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也牵扯进来。

　　将这场漫长残忍的战争简单说成毒品纠纷，对哥伦比亚人民是不公正的。战争的根源是这个国家普遍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，庞大的工人阶级生活在贫困中，少数富人控制着全国超过90%的土地、工业、商业和财富。我的目标是深入实地，接触各派别的人，拍摄他们的真实面貌，尝试解释拉丁美洲长达40年的冲突。

　　我的旅行从一个FARC势力强大的地区开始，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，我终于说服游击队让我住在他们的营地里。我用相机记录下他们的日常生活，目睹了他们和政府军的交火。现在该去寻找他们的死对头，右派准军事组织。我朝普图马约出发。这座城市是哥伦比亚的毒品走私中心，也是FARC和准军事组织持续冲突的地方。然后，我从普图马约乘汽车去阿西斯港。路上，我认识了一名同车的乘客，一个美丽的哥伦比亚女孩。她告诉我，她叫玛丽莲，刚去普图马约买衣服回来。我解释了拜访阿西斯港的目的。玛丽莲告诉我，她在准军事组织和政府军都有朋友，可以帮助我。她邀请我去她家住。她家在城郊有一家店铺和一家酒吧。我深受玛丽莲吸引，但并不知道我们会变得多么亲密。

　　接下来几周我和她的家人住在一起，去野外拍摄古柯田和准军事组织。下午，玛丽莲和我经常一起坐在吊床上。我们握手，亲吻，但是仅此而已。最后，我的时间和资金用完了，必须返回英国。道别时，我承诺一定会返回，玛丽莲告诉我，我现在已经是她的家人了。

　　6个月后，我又回到哥伦比亚，决定更深入调查这个国家的冲突，了解尽量多的信息，或许写一本书。我回到阿西斯港，打算和玛丽莲及她的家人待一段时间。但是，我没想到短短6个月，一切已经发生变化。玛丽莲告诉我，她已经加入AUC，在附近一个叫埃尔泰格的村子参加了和游击队的战斗。她的一位女朋友在战斗中被杀。战斗中还有25名准军事组织成员和15名游击队战士送命。战斗结束后，整个村子的人都逃走了。玛丽莲的哥哥现在在一家古柯农场工作，睡觉时枕头下面放着手枪。我并不觉得这些消息特别令人震惊。毕竟，这是一个充满各种冲突和暴力的国家。决定你站在哪一边的只有运气。

　　几个月过去。我四处旅行，执行采访计划。我拍摄的照片获得好评，并在一个国际新闻比赛中获奖。有人建议我去伊拉克报道战争。于是我又飞往伊拉克。在巴格达每天遭遇汽车炸弹和火箭炮袭击，这样过了6个月，我突然渴望返回哥伦比亚。

　　和玛丽莲偶然相遇1年后，我坐一辆破旧的出租车回到她家。我和她父亲一起喝着冰啤酒等她回家。然后，我们带着她的4岁的女儿娜塔丽来到她家背后的小河边。娜塔丽在水边玩耍。我们牵着手在岸边散步。我觉得气氛有点儿变化，但是，无法确定到底是什么。我问玛丽莲，如果我住在酒店而不是她家里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否会不同。她同意说，这会方便我们在一起。于是，我找了一家酒店。那天晚上，她来吃晚餐。我们坐在阳台上，分享一瓶红酒，听着夏夜昆虫的合唱。我感觉，1年的基础工作终于要见效了。当晚，玛丽莲留在酒店过夜。

　　玛丽莲的家乡阿西斯港靠近赤道。空调是昂贵的奢侈，而我穷得叮当响。狭小的酒店房间又闷又热，我们紧靠着躺在床上，汗水打湿了床单，街上商贩叫卖的声音和汽车的喧嚣声透过窗户飘了进来。玛丽莲说，她有事情要告诉我。

　　她的告白让我既兴奋又困惑。她解释说，我在伊拉克的几个月里，她在AUC的角色已经改变；她加入了城市武装，变成了一名杀手。她现在的工作是铲除告密者和叛徒。迄今为止，她在该地区已经暗杀了至少10个人。我点燃一支香烟，深深吸了一口。玛丽莲透过蓝色的烟雾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似乎等着看我的反应。奇怪的是，她的告白并没有预期中的冲击力。我没有惊恐得退缩。过去几个月，在哥伦比亚和伊拉克每天耳染目睹的暴力似乎改变了我的看法。我并不认为我已经对死亡或苦难无动于衷，但是，我显然已经不再容易大惊小怪。受害者和胜利者、叛军和难民之间的差别，常让人觉得只是看法的差别。

　　我一直喜欢和“行动者”为伴。我猜那些行动者，无论游击队还是准军事组织成员，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大概都是为了各自的信仰。虽然后来我的感觉发生巨大变化，对玛丽莲的告白，我的最初反应并非反感，甚至有点儿赞同的意思。我大概觉得，对于一个战地恋人，她算是非常之“酷”。

　　她总是带着手枪来我的酒店房间。一开始，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当。我想，那时自己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她的行为的真正后果。我很年轻，喜欢冒险刺激。我第一次如此接近一个真正的完全卷入这个国家冲突的人。和我同床共枕的女人是一个雇佣杀手，她的手枪就放在我的床头柜上。

　　看她从皮带上摘下手枪，脱下牛仔裤，钻进我的被单，无论如何，我无法把臂弯里的女人和我在当地太平间里看到的尸体联系起来。他们的脑袋被打碎，凶手开枪距离很近。闷热的热带气候、当地酿造的朗姆酒、高纯度的可卡因、躺在我身边的22岁妙龄女子，这一切让现实和幻象模糊起来。我感觉自己好像活在一部昆汀·塔伦蒂诺的电影里。

　　一天早上，玛丽莲告诉我，前一天晚上她说服一个朋友帮助她肢解了她受雇杀害的女人。被害者并非告密者或叛徒，而是她的一个朋友的情敌，她杀她完全为了钱。她面无表情地对我描述血淋淋的细节，现实突然把我踢醒。我发现自己对她的感觉变了。浪漫的光辉开始褪色。她不再是战争中一个无奈环节，而已演变成冷血的雇佣杀手，为钱而夺取生命。

　　虽然我仍然觉得她很有吸引力，希望和她在一起，但是我的脑袋里有东西已经在抵触。换了别人，或许早就萌生反感。现在，抗议的声音也终于钻进了我的脑袋。过去一年，我拍摄下了她和女儿在河里游泳、她给她讲故事的画面。现在，我记录下的影像几乎全是关于她生活的另外一面。在我心里，她已经逐渐变成采访对象。说实话，我变得有点害怕她，这种感觉的转变不无自我保护的成分。

　　我问玛丽莲是否愿意接受我的采访，谈谈她的生活和工作。她拿着手枪，坐在摄像机前，允许我记录下我们的对话。我问她是怎么牵扯进准军事组织，为什么决定加入？她是如何被说服成为杀手的？她杀死第一个受害者的感觉怎样？一开始她有些忧郁，随着故事的展开，她讲述起来愈加流畅自信。

　　她告诉我她加入AUC已经两年。AUC控制了她居住的城市和周围几个村庄。过去几十年，该地区的其他城镇和村庄则大多被FARC控制。上世纪90年代末，准军事组织进入阿西斯地区，试图夺取游击队地盘，尤其是富饶的古柯产地。与此同时，在持续的流血冲突中，当地人继续他们的生活。利润丰厚的古柯种植业将更多人从南哥伦比亚吸引到该地区。被卷入战火的当地居民只有两种选择：忍受暴力；逃跑，或者加入暴力组织。在这个只有用枪才能换取尊重的地方。玛丽莲之类的年轻人选择和强权为伍。他们中许多人在冲突的漩涡中出生长大，最终成为牺牲品。

　　玛丽莲直言不讳地告诉我AUC在当地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夺古柯资源和毒品贸易带来的金钱：“拥有最多钱的组织就是最强大的。AUC和FARC的主要资金来源都是古柯，所以他们才激烈争夺对古柯产地的控制权。”她说她之所以选择AUC，是因为FARC成员主要生活在丛林里，游击队的生活比较艰难，“他们总是被政府军和AUC追击。但是，FARC也不乏女性成员。”

　　当AUC刚来到玛丽莲居住的镇子时，当地人还对他们充满恐惧。后来，玛丽莲认识了几个AUC成员，通过他们和地方长官成为朋友。她开始给他们提供情报。告诉他们谁是游击队成员，谁暗通FARC.不久，她离开了学校，加入AUC，并进入AUC的培训学校。这类学校由退役军官开办。课程和正规军一样。玛丽莲说：“训练非常艰苦，无法通过的人会被杀死。我在学校学会的第一件事是如何使用7.62和5.56毫米自动步枪。”

　　2001年末，经过几次大屠杀后，准军事组织夺取了对众多村镇的控制权。美国支持的哥伦比亚正规军和准军事组织暗中勾结。2001年，为避免大屠杀造成的负面政治影响，准军事组织改变策略。他们停止实施大规模屠杀，而是选择性地暗杀死亡黑名单上的人。这些黑名单通常由游击队叛徒或军队情报机构编撰。因为策略的变化，玛丽莲从士兵变成杀手。

　　她说促使她参加AUC的原因之一是她想看自己是否有杀人的本事：“我还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。在远离家的丛林里……穿着迷彩服，背着步枪，受到人们的尊重。因为，他们害怕。准军事组织的人不在乎杀人，这对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他们感觉不到别人的痛苦。然而，如果做平民，得不到任何尊重。”在玛丽莲看来，恐惧和尊重似乎是一回事。她说：“对平民而言确实如此。”我问她：在其他社会，人们因为善良或慷慨受到尊重，可是在这里，谁的枪大，谁就受尊重，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？“悲哀，当然。但是，谁不想得到尊重？”

　　我问她：“你家人怎么看待你的职业？”

　　“他们劝我别做这行。尤其是我母亲。后来我被她唠叨烦了，告诉她，这是我的生活，我就是这样子，永远如此。”

　　“杀死第一个人时，我害怕，恐惧。但是，杀人也是一种义务。如果你不杀别人，他们就会杀你。杀第一个人只为了看我是否能办到。所以第一次很困难，我杀的第一个人跪在地上哭着求我说：‘不要杀我。我有孩子。’所以很困难，让人难过。但是，我如果不杀死他，AUC就会派人杀我。杀死那个人后，我全身发抖，吃不下饭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回家后，我不停想到那个人求饶的情景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把自己关起来，闭门不出。但是，时间慢慢会让人忘记一切。我的上级总是说：‘别担心，第一次都这样。当你杀第二个时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’可是，我还是会发抖。”

　　“第二次，稍微容易一些。他们有种说法，‘如果能杀死一个，就能杀死更多。’”

　　“你必须消除恐惧。现在，我仍然在杀人，但是已经不再有感觉。我觉得很正常。我有杀人的义务，我受人派遣。组织之外的任务，不存在义务。我现在只为钱工作。现在我每次杀人都得到报酬。为组织办事时，他们每个月付给我钱；无论杀几个人。现在，每次杀人都可以得到现金。我不问任何问题。只要给我钱就行。通常干掉一个人的价钱是300美元，最多的一次，有人付给我500美元。你知道吗？雇佣我的通常是女人，她们雇我干掉丈夫的情妇。我主要使用手枪。骑摩托车，经过目标，朝他们的头近距离开枪，然后离开。有时，我也用刀。但是，刀用起来比较难，需要更大力量，有时需要别人帮助。”

　　“是的（我曾杀死过我的朋友），因为他们打算杀我。他们告诉我要小心，因为他们为另外一派工作，和游击队有联系。所以，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亡。我请求AUC把任务派给我。AUC做过调查，证实我的朋友确实在为游击队工作。所以我杀了他们。那是一次痛苦的经历。我参加了死者的葬礼和守灵。看见他母亲哭泣，想到自己就是带给她痛苦的人，我也觉得难过。但是，这就是她的命运。就像AUC学校教导我们的：‘先顾自己，然后才是其他人。’我一共杀了23个人。”

　　我问：“如果你的家人也加入游击队，你会杀他（她）吗？”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”她有些犹豫，“但我想，答案是肯定的。如果他们也具备杀人的能力。即使他们是家人（也必须死）。干这行没有任何事情是肯定的。”“就是说，没有人的生命比你的重要？”“我的生命、我父母的、我女儿的，我最亲的亲人的生命都很重要。但是，遥远的亲戚，比如表亲……如果他们加入另一方？不。因为他们要杀我。”

　　听着这个曾和我如此亲密的女子的描述，悲哀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。玛丽莲是环境的极端受害者。她追求刺激和冒险的个性使她开始接触准军事组织。那些人对她实施了洗脑。让她不再尊重生命，无论是他人或是她自己，甚至她家人的生命。但是她牵强的借口更让我愤怒。我告诉她，她代表了这个国家的一切弊病。站在局外人的角度，我发现自己无法理解她，只觉得生气、烦闷，无法不去指责她。

　　把她变成简单的采访对象也不管用。我似乎不能置身事外，剥离自己的感情，客观看待一切。我已经走得太远。我很珍视这段曾让我刻骨铭心的经历，但是，我必须为之付出代价，这个代价是高昂的。我认识到，过去几个月的所见所闻是特别的。通过它们，我对哥伦比亚的感情加深了，对这个被多数人误解的国家的理解更全面。但是，我觉得自己也丢失了什么东西，并因此永远留下伤痕。

　　我返回伊拉克，然后又去阿富汗报道战况。1年的时间里，我和玛丽莲经常交换电子邮件。她总是问我去了哪里，叮嘱我不要忘记她。她告诉我，采访后我对她说的话对她冲击很大。没有人曾那样对她说话，真正地质疑她的人生选择。她告诉我，她确实想重新开始，但是她知道，AUC不允许成员退出，除非是死。

　　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收到她的邮件，开始觉得担心。我决定返回阿西斯港，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　　踌躇了好长时间，我终于鼓起勇气开车去她家。我很好奇，她是否已经脱离了AUC，开始了新生活，更可能的情况是，她终于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代价。鉴于我对她的可怕过去的了解，我对坏消息多少有所准备。但是，我没有预料到的这些消息会让我多么困扰。

　　发现我站在大门口，她的家人显得有点惊讶。她父亲证实了我的恐惧。他眼含泪水地告诉我，玛丽莲死了。她被人从家里绑架走，被人用石头砸死。绑架者用石头砸碎了她的头，然后向她开枪。死时，她只有25岁零两个月。第二天早上，她的女儿娜塔丽———现在已经6岁———醒来发现自己变成孤儿。玛丽莲的父母第3次失去了女儿。她的哥哥悲痛欲绝，不再说话，外出时，甚至不能自己吃饭。

　　玛丽莲并非被复仇者杀害，处死她的人不是她从前杀害的人的亲属或同谋，而是她的AUC同伙。她被石头砸死，这是AUC用来处决“告密者”的标志手法。她最近的男朋友是一名政府军士兵。当政府军和AUC暗中勾结，与FARC争夺对普图马约地区的古柯地的控制权的时候，这种关系对AUC很有用处，可是，当双方因为利益闹翻，她和男朋友的枕边话还在继续，这就足以给她惹来杀身之祸。

　　玛丽莲的死让我深受影响，因为，我也曾和她分享枕边话。我们曾是朋友和爱人。我们的生活几乎毫无相似之处，然而，哥伦比亚肮脏的战争把我们俩都拖了进去。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，甚至不知道自己当时真正的感觉。我是否对一个年轻生命的消失感到遗憾？但是，她曾经杀害那么多人，这种结局是否算罪有应得？我是否在回忆我们之间的对话，回忆她写给我的电子邮件？其中她多次谈到如何摆脱过去混乱的生活。我是否希望自己曾经更努力地帮助她？我是否为她的父母和她漂亮的女儿感到遗憾？等她长大后，有一天她一定会问自己的母亲为什么会被杀死。我是否在回想知道她的杀手身份前亲吻她的感觉？我是否在想象她的脑袋被石头砸破的样子？或者在努力让自己不要去想象？事实上，我在想着、感觉、想象上述全部事情。与此同时，我知道，无论她的家人感受到什么样的痛苦，她都曾经许多次地给其他人带来同样的痛苦。

　　回到酒店，我点燃香烟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吊扇，对战争、前女友的回忆在脑袋里旋转。

　　第二天一大早，玛丽莲的母亲和她的女儿———都穿着她们最好的衣服，拿着花———带我去看她的墓地。她的棺材安放在一个混凝土盒子内，就位于她姐姐的坟墓上方。她姐姐也在内战冲突中被杀。在这个地方，人们死去的速度远超过墓地的容量。旁边有一个小得多的坟墓，里面安葬着玛丽莲的妹妹，她3个月大时死于疾病。玛丽莲母亲牵着外孙女的手，看着3个女儿的坟墓，我无法想象她此时的感觉。

　　我原计划深入普图马约古柯产地，拍摄更多准军事组织的照片。现在看来这样做已不明智。过去玛丽莲总是在旁指点我，警告我什么时候该收手。我希望了解更多关于她的生活和死亡的真相，但不想因为向错误的人提出错误问题而送命。

　　当天晚上，晚餐时，一个当地人告诉我更多关于玛丽莲的事情。她一边喝汤，一边告诉我，玛丽莲和AUC的联系比她向我坦白的更早。当地人相信，她参加了对埃尔泰格村的屠杀。有26名村民遇害。许多受害者被肢解，开肠破肚后扔进河里。我买了最早的一趟航班的机票迫不及待地离开了那个地方。我从窗口看着下面的阿西斯港渐渐消失。飞机钻进云层。我的iPod里传出歌声：“这座城市让我们疯狂，我们必须离开。”

　　我坐在9000英里外的阿富汗喀布尔的酒店房间里，在笔记本电脑上写着这篇文章。此时，我已开始报道另一场无休无止的战争。我问自己，玛丽莲的故事的结局能否有所不同。她被杀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？果真是因为向政府军告密？还是因为如她在电子邮件中暗示的，她希望脱离AUC，开始新的生活？

　　我希望相信后者。我希望相信她悔改了。我希望相信她并非冷酷无情的邪恶杀手。但是，我想骗谁呢？